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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型:宏观拐点微观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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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希望的转型,迟迟没能付诸实施。宏观拐点拐不过弯来,其实有微观上的缘由。
图为中国浙江一个纺织厂制作领带的女工。
 
西方社会有则谚语说,“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这话是从《圣经》那里来的,意思是说当下人类发生的任何事情,以前都曾经发生过了。怎么说呢?这则谚语应该至少有两层涵义,一则是说任何发生在人类社会的事情,不管是善事还是恶事、好事还是坏事,都应该能从历史上找到先例,因为人类历史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的重复、演绎、循环着的,按照冤冤相报、一报还一报、世代轮回的规律在运行,如此而已。另一则也许是暗示我们,更高级的生命计划、安排了人类要发生的所有事情,那既然安排好了,就是原有的了,其发生也就不算新奇,而是必然和既定的了,没有任何随机性和任意性可言。

中国经济的“宏观拐点”问题,最近又在各种媒体上被炒得火热,它也是太阳底下的旧东西,是一个类似“回锅肉”之类、不那么新的东西,因为它以前曾经被煮熟了、煮烂了,现在又回到锅里、下到油里再被炒了一回。今生的“宏观拐点”的前世,似乎是“刘易斯拐点” (Lewisian Turning Point),这个大半年前在中国的经济界和舆论界曾经热烈讨论了一番的问题。

宏观拐点受到质疑

中国经济的“宏观拐点”,是指中国经济目前进入了宏观上的转变,无论从商品价格、股市房市,到企业购买,都预示着某种类型的新趋势,并为中央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打开了绿灯。中国发改委官员称,目前中国迎来了CPI的拐点,商品价格转跌,再加上股市反弹、A股“绝地反击”等等所有的利好消息,都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的拐点。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为2.2%,创下29个月以来的新低。但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官方在刻意降低CPI的数字。比如蔬菜和粮食是中国CPI重要的指标,但菜价、粮价并没有降下来,因此CPI是不可能降下来的。但官方数据为什么“降”下来了呢?是因为政府在为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做准备,而扩张性货币政策,无疑是饮鸩止渴,会引发日后的恶果。

刘易斯拐点掩盖真相

“刘易斯拐点”是由英裔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illiamArthurLewis)提出的,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因为随着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的产业方面转移,富余的劳动力逐渐减少,劳动力价格(农民工工资)就会上升,并且会最终导致劳动力的枯竭。以前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的采访中,也谈到了这个话题。

从纯理论上讲,“刘易斯拐点”在任何社会都最终有实现的可能,但偏偏在人口众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刘易斯拐点”即使来临,也会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来得晚的多。但大半年前,为什么有人会把“刘易斯拐点”的问题提前抛出来呢?这是因为有其他的目的在背后;是因为御用学者试图混淆是非、愚弄民众,把中国经济由于政府滥发钞票导致通货膨胀的现象,归结于一个美妙的、具有异国他乡风味的解释。他们说是因为“刘易斯拐点”在中国来临了,所以劳动力工资上涨、企业雇佣员工困难,这样,就把因为恶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工人工资的被动上涨,给轻轻的淹没和掩盖了。

此前对“刘易斯拐点”的讨论,与当前的“宏观拐点论”是相联系的,因为二者都牵涉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问题。如果中国由农民工转化而成的初级工人的工资上涨,是因为产业升级、技术升级、国家经济向集约型和高附加值方向发展的话,这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上亿的农民工来说,都是极大的好事,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宏观拐点的微观缘由

中国民众和世界各国观察中国的研究者,已经习惯了把中国政府 的任何数据都反过来看。这次也不例外。人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宏观拐点”的鼓噪,其实只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说不需要再担忧中国经济的“硬着陆”了,其二是说通货膨胀不是问题了,中央政府可以继续放松银根、可以大肆增加贷款的数目了。果不其然,拐点论的话音还没有落地,6月中国的银行就猛然放贷高达近7,000亿元。

曾几何时,中国一些学者鼓吹什么“输入型通胀压力”导致了中国的通货膨胀,美国的定量宽松(QE)导致了中国的物价上涨。但人们很快发现,美联储“滥发”货币,居然没有引起美国的通货膨胀,这真是非常的奇怪。目前,因为石油价格的下降,美国其实再度面临通货紧缩的可能。当事实终于摆在人们面前时,“输入型通胀压力”的说辞也烟消云散了。

中共当局寄希望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刻下变得更加紧迫和急切。中共高级官员在谈及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时,强调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宏观经济转型需要拉动内需,需要改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也需要改变对出口经济和基建投资的过度依赖。但中央政府目前放松银根、强调“保增长”的策略,其实与上述目标背道而驰。为什么会这样呢?

法新社最近的一个评论,也谈到中国转型的社会压力,点到了中共打左转灯、向右转的关键原因。放弃抵御通货膨胀,是放弃维护普通民众的利益;而转向保增长的策略,是因为要对抗失业大军压境的威胁。四川什邡事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大学生、中学生等青年人的参与。这些没钱、没工作、没前途和希望的年轻人的呐喊,在中南海的耳朵里是最振聋发聩的;他们与市民和维权人士的结合,更是红朝最大的梦魇。靠学生运动起家的中共,深知其中利害,所以才不惜牺牲百姓利益,冒着通胀恶化的危险去捍卫政权,去继续无效和浪费的基建投资。只要能把年轻人和农民工拴在工地上,不让他们冲入党委办公室,其他麻烦就只好先放在一边了。◇

 

 

 

 

 

 

 

本文转自284期【新纪元周刊】“商管智慧”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86/110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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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2/7/23/n3641862.htm【谢田】-中国转型-宏观拐点微观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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