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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智慧解决当世的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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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智慧解决当世的危难
- 围绕法轮功的真相、谎言、和疑问


宾州费城爵硕大学(DREXEL)商学院助教授 谢田博士
康乃迪格州内科医师 翠曦-朱博士

初稿二零零三年十月
修改二零零四年六月

注:本文是作者在“美国家庭基金会”(AFF)2003年10月康奈迪格州年会「理解教派及新宗教运动」国际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之中文译本,论文的英文文本由该基金会的网站和刊物发表。文中提及的赫伯特罗斯戴尔是美国家庭基金会的主席,他曾于2001年赴北京参加“中国反邪教学会”的会议并发言,其发表后的发言是本文反驳的内容之一。罗斯戴尔已于10月康州会议后,于2003年11月在美国患癌症病故。文中提及的迈克尔兰岗尼博士是美国家庭基金会的执行理事及其刊物“教派研究评论”的主编。

摘要
本文介绍两名在学术界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观点。作者们试图给出他们自己个人的经历和观点,解释法轮功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揭示中国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欺世谎言;探讨为什么这种修炼在中国被禁止;并回答在美国家庭基金会的会议及其刊物上所提出的一些疑问。此外,作者向在这一领域的学者们提出告诫,指出其以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气功和修炼的种种局限。

关键词:法轮大法,法轮功,修炼,中国,迫害,气功
 

一。法轮大法(法轮功)到底是什么?
 

1。法轮功是一种修炼
 

法轮大法,或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向社会公开传出的一种气功。
 

“气功”这一名词在中国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出现。自1960年代起,气功开始在中国受到欢迎。虽然它的名字是现代的,它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佛道两家在内的很多种形式的修炼。修炼是一种得道或成佛的方法,在东方文化中有很崇高的地位,被人们广泛尊重。在中国历史上,许多高级朝廷官员甚至皇帝在他们生命的早期都曾经是道士或和尚。比方,汉朝(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宰相张良和明朝(公元1368年至1644年)的官员刘伯温都是如此。

通过修炼以“得道”被认为是个人实现的最高目标。“道”是本土中国人对神仙的称呼,而佛的概念则是从印度引入中国的。“佛”一词源自古印度的语言梵语,是一个觉者或者通过修炼圆满而觉悟了的人的称谓。佛教不应该被认为是佛家修炼的唯一方法,因为释迦牟尼佛也说过修佛有八万四千法门。除了佛教和道教之外,历史上还有很多修炼的方法在民间从师父到徒弟在单传、秘传着。

在李洪志先生传法的九讲班上,及随后由讲法的内容汇集成书的“转法轮”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法轮功是一种佛法修炼。法轮功的基本原则是真、善、忍,他的目地是通过按着这些原则的修炼和炼功将修炼者带到更高的道德标准上去。虽然祛病健身不是法轮功修炼的目地,但法轮功的祛病健身的功效吸引了很多受病痛折磨的人,包括许多患有长期的、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的疾病的人。因为他的健康效果并且完全免费,从1992年传出开始一直到今天,法轮功迅速地以口碑相传的方式传播了开来。很多人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原因开始修炼,但当他们认识到了法轮功提升人们道德水平的独特能力时,他们变成了真正的修炼者。另一些人则是在开始学习了法轮功的原理之后开始修炼,甚至在他们意识到法轮功的健康功效之前。


2。法轮功是宗教吗?


法轮功不是一种宗教。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从来没有有意将法轮功这种气功变成一种宗教,但他明确地预言了“但是将来的人会认为是宗教”(李洪志 1996)。准确地说,法轮功是一种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历史和传统的修炼,并且这种修炼并没有一个“直接相当与西方的‘宗教’这一名词的对应词汇”(麦德逊 2000)。正象许多宗教和修炼的法门一样,法轮功有其精神内涵和信仰。修炼者的个人修炼经历表明,按照法轮功的原理去修炼,修炼者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对社会更有益的人。从这一点上讲,法轮功的目标与其它修炼法门和正教是相似的。但是,法轮功没有宗教的其它方面的东西,例如对一个神的崇拜,宗教仪式和仪轨,崇拜的场所如教堂和庙宇等,以及有组织的成员和会员制度。法轮功,最恰当地说,应该被称为一种古老的修炼形式,或者是一种气功。


3。法轮功不是什么


法轮功是属於中国传统的精神修炼的范畴之内的,而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教派(麦德逊 2000)。法轮功也不是江泽民政府所诽谤的是一种什么“邪教”。如果我们沿用玛格丽特-辛格和其他学者的教派的定义,法轮功就不能被说成是一个教派(王和刘1999)。学者们认为,“(法轮功)中的管理方式既不是集权式的,也没有任何排他性和隔离性的迹象”,并且“没有迹象表面任何对李洪志的公开偶像崇拜”(王和刘1999)。正如我们将于后面的章节中所讨论的一样,法轮功没有任何为其创始人进行的敛财举动,没有偶像崇拜,也没有任何为有利於其“领袖人物”而伤害其修练者的活动。所以,法轮功,或称法轮大法,作为一种修炼,既不是一种教派或宗教,也更不是什么邪教。


4。法轮功在1992年至1999年之间的发展


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13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开始传授法轮功,第一期有大约180人参加。从1992年至1995年,共举办了54期传法班,有近十万人参加了学习班。从1995年开始,李洪志先生停止了在中国国内的传法。从1995年到1999年迫害开始,法轮功在中国是以心口相传的方式在亲朋好友间流传着。1997年中国公安部的一项秘密调查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发现修炼者的任何不法行为,而估计的修炼总人数为七千万人,约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五。


1995年3月13日,始于巴黎,李洪志先生开始在海外传法,先后去过欧洲、亚太、和北美的许多国家。现在法轮功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修炼者。“转法轮”一书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现在还有9种语言的版本正在翻译之中。


二。自从迫害开始以来的发展


对法轮功的迫害始于1999年。1999年7月22日清晨,在全中国范围内,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被从他们通常晨炼的公园中驱逐了出去,上千人被拘捕。一场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随即而来。在迫害的头30天内,从1999年的7月至8月,仅在人民日报一份报纸上,就有347篇声讨、诬蔑法轮功的文章出现,平均每天超过10篇。这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式的、充分协调过的国家行为,几近冲着一群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集团犯罪和国家恐怖主义。这一迫害既残酷又残忍,江泽民政权镇压法轮功所使用的口号是“名誉上搞垮、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迷惑了很多中国人和海外民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在慢速播放的情况下,显示出这一事件极有可能是中国政府所一手导演的(明慧2001)。正如在“转法轮”一书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李1999a,266页),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说,杀小动物都是严格禁止的,何况自杀。中共政权最近的欺骗行为还包括,在喜莱丽-克林顿和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将喜莱丽的新书“活生生的历史”的中文版加以删节(库恩 2003)。
截止2003年10月16日,在中国已有793例可证实的法轮功学员的致死事件发生(截止2004年6月10日,总数已达980例),另有十数万学员被囚禁在劳改营、洗脑中心(所谓的“再教育中心”)、和监狱里。即使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也从来没有任何法轮功学员的暴力抵抗和反抗行为的报导出现,甚至在政府自己的宣传资料中也没有。


中国反邪教协会于2000年11月13日成立(WOIPFG 2003)。它是由具有宗教和科学背景的共产党和政府高层官员们组织起来的。这个所谓的“非政府组织”的目的是为迫害法轮功找根据和理论上的支持,为中国政府当局的迫害建议具体的办法,为批判法轮功的活动提出建议,并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这个组织很快在全国各省、市,甚至工作单位和学校建立了分支机构。该组织也举办在海外的各种反法轮功活动,比如每年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的展览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也和美国家庭基金会保持密切联系并参加该会的会议。


自从迫害开始,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站了出来,揭露迫害,向人们讲清中国政府关于法轮功的谎言背后的真相,并向全世界呼吁停止迫害。在中国,尽管受到政府的高压,高额罚款,洗脑,酷刑折磨,甚至面临死亡,法轮功学员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见附录-陈刚的故事)。他们的行为是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的真实写照。在海外,法轮功修炼者开始向各级政府和新闻媒体讲真相,因为中国政府从迫害开始就一直在向他们寄送编造的故事和诽谤材料。很多外国政府和个人给法轮功以褒奖和其它形式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中国的迫害。


三。为什么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


江泽民政权禁止这一广为流行的修炼法门的原因仍然是许多在中国之内和中国之外人们所疑问、猜测、和研究的问题。因为中共秘密运作的特点及相应的政府运作完全缺乏透明度,个中真正的原因和内部决策过程可能永远都不会为公众所知。下面只是人们提出的几种解释。


1。由於法轮功的受欢迎程度


据称迫害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法轮功的受欢迎程度。在迫害之前法轮功传播的高潮期间,中国公安部们估计在中国有七千万法轮功学员,超出了共产党员六千万的数量。法轮功修炼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也包括共产党员和政府高级官员。随着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逐渐消亡和前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府的垮台,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也越来越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关心的问题。随之而来的,虽然在同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自由,共产党却加紧了对政治权力的控制。


在西方,非政府组织(NGO)和其它民间、宗教、专业组织完全存在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一个政府可以对一个“住宅小区房屋拥有者协会”或“美国市场学会”的日常运作横加干涉、指手划脚根本就是不可想像的。而在中国,一个共产党统治的集权社会,情况就根本不是这样。作为共产党统治的传统,所有的组织,从类似于美国的“童子军”到“中国古生物学会”,全部都处在共产党官员和他们指定人的严格控制和监视之下。共产党对人们日常生活全面渗透的程度和力度,完全超出了在西方生活的人们最丰富的想象。连寺庙里的和尚都有一个政府干部的级别标准,并按其级别拿一份工资。例如,前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据说就是副部级的干部,并一直按副部级干部的标准拿薪水做他的“佛教徒”的工作,直到他病死在专门为高干服务的解放军301医院为止。


在1999年7月镇压开始前的七年间,一个法轮功修炼者的一天通常是这样过的。他/她会在大清早去到一个市区内的公园,花1-2个小时炼功。然后他/她会汇入早上上班的人流去工作。晚上,做完家务事之后,他/她会在家里单独或与一群人读法轮功的书籍。但当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出现在市区的街道和公园内早上炼功时,他们的人数和他们存在的本身就足以使某些共产党领导人有所担心了。基于我们上面给出的原因,一个处於惊弓之势和防范心极强的政权会对任何团体的政治目地妄加猜测,何况是一个遍及全国,有数千万人众的团体呢。修炼的目的是个人的圆满功成(开悟),那是超越一切世俗事务,包括对权力、金钱、和政治目地的追逐的。李洪志先生说过,“修炼的人无须管人间的闲事,更不要参与政治斗争。”(李洪志1996)。从其本质来看,法轮功和其它真正的气功都是非政治性和不附属于任何政治团体的。而法轮功非政治性的特徵,在某些共产党领导人的眼里,可能恰恰就是他应该被惩罚的原因。因为他们不能容忍一个他们不能以其共产主义的信条或政治力量加以控制的群众团体。


必须指出的是,法轮功(法轮佛法)和其它许多正教的精神内涵是和中共官方的无神论信仰不相容、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最初,中国政府支持法轮功和其它气功,作为一个鼓励人民保持身体健康的方法。这个目地也是与政府在其几乎崩溃的医疗体制下试图节省医疗开支的努力相吻合的。但当精神信仰的部分成为主体的时候,这个政权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因为中共反对任何精神信仰的本质以及他们害怕失去对人们心灵和大脑的控制,他们就开始诋毁法轮功。面对因为收入失衡、失业、和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等问题而心怀不满的广大民众,一个政权一定会要急切地铲除任何独立的、因其不同于共产党无神论信仰而获得民众支持的群体(麦德逊2000)。基本上说来,这场迫害是政府统治合法性的缺乏、其不能容忍的本质、以及因为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屠杀学生案之后统治合法性的危机,及因之而来担心失去权力和控制的恐惧等等因素综合的结果。


2。由于江泽民的个人嫉妒


迫害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江泽民的个人妒嫉和狭隘偏致。据信,对法轮功的镇压基本上是当时的“核心” - 或国家、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个人的决定并由他个人发动驱使的。江泽民是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之后当权的,他是当时的共产党强人邓小平一手提拔、委任在党的总书记的位置上的,没有经过任何全国性的选举。因为缺乏军方和民间的支持,据信他特别关注任何可能的对他的权力的威胁,不管这种威胁是真实的或者是他臆想的,是来自民间的或来自他身旁党的其他领导人的。1999年4月25日发生的事件可能恰恰点燃了他的妒嫉并加剧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1999年4月25日,大约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平静地来到国务院信访办的大门外,呼吁政府释放45名于1999年4月23和24日在离北京120公里(75英里)的天津市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这一事件中,几名法轮功学员被要求进入中国领导人的办公居住地中南海,与当时的中国总理朱熔基直接对话。对话之后,朱熔基同意放人,然后全部一万名学员就安静地离开了现场,并随手将身旁的垃圾纸屑拣走,这一举动在当代的中国并不是很常见的。朱熔基将这一事件处理的非常之好,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中央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意见分歧。海外媒体对此高度赞赏,称“四。二五”开创了一个“中国政府与公众公开对话”的很好的先例,并展示了“中国社会文明的新水平。”


就在当晚,江泽民给全体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求就法轮功问题紧急开会。他的亲笔信后来变成了共产党的内部文件,散发给了全党。在讨论“中南海事件”的第一次常委会上,朱熔基刚说了一句:“让他们炼吧”,江氏就恶狠狠地指著他叫:“糊涂!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似乎朱熔基正在上升的声望导致江泽民的妒嫉,从而决意要扭转朱的决定,一意孤行去镇压法轮功,因为他觉得法轮功修炼者们大多都是老弱者,信仰“忍”,是最不会反抗的。据说江还声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战胜法轮功,将是天大的笑话。”三个月以后,迫害就开始了。一个很好的对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之动机的分析,可参见王等人的文章(王2003)。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党的第一把手作出了什么决定,整个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都别无选择,必须保持一致,以维护党内的“团结”。这一特性的根源主要是由於政府威权式统治的特点,政府内检查和制衡机制的缺陷,中共统治合法性的缺乏,以及由於普遍的腐败而导致的政府声望下降和官员道德沦丧。从政府那里听到对它做错了的事情的挽回和道歉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场镇压看起来主要是江泽民的个人行为和努力,这可在他2000年9月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采访中显示出来。江泽民当时说,“他们的领袖李洪志自称是菩萨转世,耶稣转世。他说世界末日就要来临,地球将会爆炸”,“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我们决定法轮功是邪教。”江泽民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很说明问题的,因为他披露出,他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的理由是“转世”和“世界末日”的说法,而这两点又都是江泽民自己编造出来的(戴安2003)。


至於说“转世”,李洪志先生从来没有说过他是什么人的转生,并且他清楚地告诉他的弟子“我就是李洪志。我可不是释迦牟尼。”(李洪志1994a)。至於说“世界末日”,李洪志先生在远远早于1999年就说过,“但是我今天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劫难已经不存在了。过去人家讲啊,什么地球爆炸呀,什么撞卫星啊。。。这种灾难已经不存在了。”(李洪志1994b),而且“所有称在1999年将要发生什么地球的灾难啊,或者是宇宙的灾亡啊,这样的事情是根本就不存在了。”(李洪志1998)


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的领导人在世界媒体面前公然撒谎,这一事实是不能用暂时地缺乏理智来解释的。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1999年在新西兰的会议上,江泽民作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他亲手递给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一本反法轮功的小册子。在江泽民1999年10月25日访问法国之前,他接受了法国报纸“费加罗报”的书面采访,他攻击了法轮功并将法轮功称为“邪教”,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官方媒体使用过这一名词来称呼法轮功。这又一次表明,完全可能是江泽民本人作出决定要镇压法轮功,并将这一镇压一直推行了下去的(王涛等人 2003)。


据总部设于香港的人权民主信息中心(ICHRD)的报导,江泽民认为将法轮功定为非法组织还不足以让他们使用法律手段来迫害法轮功(ICHRD 2002)。所以,当局将法轮功宣布为邪教,并驱使全国人大起草“反邪教法”来进一步迫害法轮功。这一法案于1999年十月得以通过。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政府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并不是因为其法理和内容,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法轮功可能含有反叛的种子(马德森 2000)。


那么,江泽民关于法轮功对他的权力所构成的“威胁”这一恐惧是真实的、亦或是虚幻和臆想的呢?如果仔细看一看那些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的李洪志先生的原著和法轮功的其他教诲,人们就可以轻易地证实是后者。正如马德森(2000)指出的,因法轮功相信修炼对健康的效果优于看病吃药,从而导致所谓的社会危害,即使确有其事的话,这种危害看起来也不会比基督教科学学派所导致的更为严重。基督教科学学派是美国的一个宗教教派,他们每天出版发行遍及全球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实际上,在给予一些政府控制的庙宇和教堂所谓的“宗教自由”外,该政权还一直在迫害着“地下基督教教会”和西藏佛教,并且不管其内容如何,将这些组织一概视为威胁。


因此,毫不奇怪的,在美国、法国、芬兰、亚美尼亚、比利时、和西班牙,现在已经有很多针对江泽民和“610办公室”的起诉。“610办公室”是一个纳粹盖世太保式的秘密行动机构,由江泽民发起,专门执行对法轮功的迫害。2003年十月,在世界范围的谴责声中,政府声称“610办公室”已经解散,而实际上它只是改了一个名字。


四。在美国家庭基金会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法轮功的论点和问题


在这一节,我们讨论并回答在美国家庭基金会会议及其刊物上几位作者提出的关于法轮功的论点和问题。


1。关于罗斯戴尔和罗宾斯的文章(罗斯戴尔2001,2003;罗宾斯2003)


虽然罗斯戴尔认为对一个团体的判断,应该基於其行为,而不是其信仰(罗斯戴尔2001),但在镇压的高潮中,显然北京的政府官员们对他的这段言辞根本就充耳不闻。他们所关心的和响应的,就是罗斯戴尔把法轮功与邪教、有害的教派、甚至恐怖主义团体相提并论。必须指出的是,所有指控于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违法行为”都发生在迫害开始以后,或起因于法轮功学员试图打破新闻封锁的行动中。因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了所有维护他们信仰的任何表达权力。在世界其它地方,法轮功学员都是遵纪守法的公民,包括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而那里多数的修炼者也是华裔人士。不管罗斯戴尔的动机如何,他的这篇讲话(罗斯戴尔2001)的确是对迫害的一种支持(罗宾斯2003),为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添砖加瓦,给予了他们所迫切需要的“国际支持”。


罗宾斯(2003)所担心的,“美国反教派运动分子可能会对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严酷手段给予支持这一令人担忧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幸的现实。例如,在中国合肥工业大学的网站上,就有这样的链接,印证着罗宾斯的这种担心(HUFT2002)。中国的老百姓被误导而相信西方类似美国家庭基金会这样的学术和专业团体也认为法轮功是“邪教”,因而是应当被禁止和铲除的。正如罗宾斯所论述的,中国集权制的国家控制体系和反对意识形态多样化的大环境背景在罗斯戴尔的文章中被完全忽略了,而法轮功的问题则根本就不可能在脱离集权统治和压制异议的条件下被理智地进行讨论(罗宾斯2003)。


罗斯戴尔从领袖与成员的关系,成员与非成员的关系,群体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观察分析具有破坏性的教派群体是饶有兴趣的(2001),但他的分析并不仅仅局限于有害的教派或组织。如果非要把法轮功也归纳在其中,罗斯戴尔就不得不把耶稣基督和基督教,释迦牟尼和佛教,及圣母马丽亚与天主教也统统包括在他的概括之中了。


罗斯戴尔(2001)指控的法轮功修炼者切断他们与“外界非修炼者的联系”是不实的。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中指出:“我们这套功法大部分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你不能够使自己脱离常人社会,你得明明白白地去修炼。”(李洪志1999a,第337页)。法轮功修炼者和社会上的其他人士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有家庭,工作,爱好,痛苦,和欢乐。他们是艺术家、科学家、商业界人士、教育工作者、学生,包括来源于各个年龄段、各个种族、各种国籍、及各种宗教背景的人。


所谓涉及权力和控制而使成员与领袖之间距离加大的说法也是与法轮功格格不入的。通常,是权力的诱惑使得领袖阶层慢慢加大他们与其下属成员的距离。权力来源于依赖性,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属性,而不是社会成员的个体性质使然(艾默森1962)。在法轮功修炼中,一个修炼者在修炼中所需要的一切都包含在“转法轮”的原著和其五套功法中。书和炼功录像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人们可以在世界各城市、大学校园、公园、社区活动中心的任何法轮功炼功点上学习五套功法,那里的志愿者们也会非常乐意地免费教功。法轮功的修炼完全是开放、自由、和自愿的。李洪志先生一直希望学员们“以法为师”(李洪志1994a),并且多次强调过这一点。“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李洪志1999a)。学员们根本没有对师父任何物质上和财务上的依赖,因为法轮功的所有教诲都包含在可以免费得到的“转法轮”一书中。事实上,自1994年李洪志先生停止了他在中国的传法后,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数从当年的不足十万人(那些亲自参加了李洪志先生讲法班的人)增加到了1999年的约七千万人,其中绝大多数(超过98%)是自己开始学起来的。没有任何种类的依赖,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没有任何权力的存在,权力的施加又从何谈起呢?至於说控制,社会的控制通常是由於资源的占有而得以施行的(艾默森1962)。类似与我们如上所述的权力和依赖性的关系,没有什么修炼所特别需要的资源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不能轻易地、免费地得到的。而对於那些志愿教功的人,法轮功的“第一个要求是不能够收费。”(李洪志1999a,第141页)。


其次,有罗斯戴尔所担心的,所谓的一旦新成员加入,会有成员与领袖之间距离慢慢加大的现象吗?首先,李洪志先生从来就不是法轮功的“领袖”,他只是把他的教诲和功法传给学员的“老师”或者“师父”。法轮功中也根本没有什么“领袖”一说,就象在一所大学里,教授并不是学生的什么“领袖”,而只是学生在达成其教育目地中起一个讲师或教师的作用而已。从一开始,李洪志先生与法轮功学员的关系就是一个老师和学生,或师父与弟子之间的关系(请参见下面对兰岗尼第五个问题的回答)。


罗斯戴尔所谓的法轮功使用炼功祛病健身来作为吸引人们加入的手段,然后以此导致“最终的自杀认同”(罗斯戴尔2001),是违背事实、完全错误的。“转法轮”的第一句话,在第一讲的第一段,清楚地说到,法轮功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的功法(李洪志1999a,第一页)。李洪志先生在最开始就清楚地告诉人们“气功就是修炼”,“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李洪志1999a)。在很多情况下,在炼功点上法轮功志愿者告诉新来学功的人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需要去读“转法轮”,需要知道法轮功究竟是什么。一般法轮功的传单上都会列着法轮功的主要网站(www。falundafa。org),网站上有李洪志先生所有正式出版的“转法轮”及其他新的文章,全部都可以免费下载。


至於说“其领袖丧心病狂以行使无限的权力”,这实际上是对江泽民,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共产党独裁者,的一个非常准确和形像的描述。罗斯戴尔(2001)所称的“从事最可鄙的行为来扩展领袖的权力,以达成其最终目的”对李洪志先生并不适用,而恰恰适用于江泽民,因为他即使在从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还在巩固权力、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王2003)。


罗斯戴尔(2001)提到了纽纶堡审判和二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倒是非常意味深长的。因为,类似于阿道夫-希特勒所犯下的罪行,江泽民针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已经是在美国、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芬兰、和亚美尼亚等很多国家刻在进行的、起诉江泽民案的中心内容。


罗斯戴尔引用了中国历史上的团体如黄巾军,太平军,和义和拳来阐述他的观点(请参见我们在栾恩一节中的列表),我们不禁要问罗斯戴尔是否知道这些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座右铭、榜样、及事实上的先祖,中共和这些土匪组织的天然关系和对这些组织的崇拜一直是中国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至於说斯大林式的领袖的铁血手腕,罗斯戴尔在去中国的旅行中,大概忽略了天安门广场上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以及在广场上每天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们。


虽然罗斯戴尔(2001)有好的意图来呼吁“一个社会必须支持其社会成员离开和加入任何组织的权力”,但是在中国,很遗憾的,这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任何胆敢离开党的人也会遭到严厉的惩罚。)法轮功学员根本就被剥夺了他们要保留在修炼群体内的权力,并且,在被逼迫放弃信仰、后来又决定重新开始修炼后,他们又会再度被监禁和遭受折磨。当罗斯戴尔在与中共官员奢谈着什么“重新加入的权力”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当法轮功学员的修炼被禁止以后,他们“重新加入的权力”已经完完全全地被褫夺了,他们面临的只是一条单向道,一个被强迫的出口,也就是完全地违背他们自己的信仰。


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们只是在和平地向各级政府呼吁,向他们讲清迫害的真相,并向人们“灌输”- 谨借用罗斯戴尔的名词- “真、善、忍”的信仰。而事实上,正是江泽民的宣称机器和欺世谎言,在向中国人民灌输、并通过国家控制的媒体来渗透对法轮功、法轮功创始人、及法轮功修炼者的仇恨。最近,这种仇恨甚至被出口到了西方,正如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的大街上被殴,和发表在中国政府控制的美加报纸 - “侨报”上的诽谤文章等显示出来的一样。


除了在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心理和精神恐怖”之外,罗斯戴尔还全盘接受了其它这一极权政权的谎言和抵赖,因之,这已经构成了对在中国的劳改营、精神病医院、再教育学校、和监狱里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的伤害。正象曾经在前苏联所发生的一样,苏联的精神病医生们直到共产主义的铁幕落下之后,才承认他们的滥用行为。我们当然希望罗斯戴尔能够跟我们站在一起,希望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伤害能够立即停止。


罗斯戴尔所使用的“自杀认同倾向”,如罗宾斯(2003)所指出的,是没有任何根据,也是不负责任的。在法轮功里,从来没有鼓励自杀行为的说法。而事实上,和其它杀生行为一样,自杀是严格禁止的(李洪志1997)。罗宾斯(2003)曾正确地质问到,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严酷镇压,还会不会有那些法轮功学员的自杀行为呢?答案是否定的。人们只要看一看、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在中国1999年镇压之前,没有任何自杀的报导;而在中国之外,在过去十二年法轮功洪传的历史上,在世界任何地方也都没有自杀事件的报导。


正如罗斯戴尔所言,一个社会的政府的确“对社会的所有公民都负有责任,而不只是对其中一个组织的成员们负责,不管这个组织是否人数众多或多么主要。”罗斯戴尔没能认识到,作为原因之一,正是因为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才导致了江泽民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罗斯戴尔还令人遗憾地把艾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用错了地方,因为正是江泽民的绝对权力使他在没有其他政治局成员支持的情况下一意孤行,要镇压法轮功。在中国的那个会议上,如果一个中国的发言者敢这样引用艾克顿勋爵的名言,因为这一对中国共产党和江泽民政权的细致入微的描述,他可能会被当场拘留起来。也许是江政权实在太需要来自美国反教派专家对他们迫害法轮功的“国际支持”,他们暂时容忍了罗斯戴尔反对绝对权力和独裁的言论。更糟糕的是,罗斯戴尔(2001)似乎对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法轮功学员的“侵犯人权”、“破坏性的举动”,和“对学员的伤害”没有报导有点失望。这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江泽民政权所有的指控都没有第三方可以获准进行独立的调查,而这个政权却有足够的动机和理由来欺骗,来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迫害,来编造象“天安门自焚”之类的谎言,来诋毁、诽谤法轮功,来真对法轮功煽动仇恨和散布谎言。


罗斯戴尔搞不清楚为什么从来就没有公开的调查报告探究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跟法轮功过不去,以及“在有限的涉及中国政府的调查中,政治压迫总是调查的重点”。实际情况呢,是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对法轮功的公开调查,那是完全不允许的。任何到国家信访办,一个原本中国官方合法反映民间声音的渠道,去进行呼吁的人,都会被直接送进劳改所,而不需要任何必要的手续。政治压迫成为调查的重点是有原因的,因为政治压迫事实上就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使得江泽民开始了他个人反对和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因为这场因政治目的而发起、因个人嫉妒而驱使的迫害,截止2003年10月16日,已有至少79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制止这场迫害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情,而不是罗斯戴尔式的“膝盖自然抽动”之类的简单身体反应。


即使在残酷的迫害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们诉诸武力的报导,连在酷刑的折磨中也没有任何暴力的抵抗。所谓的“末世的狂热”一说是完全不实和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法轮功的教导中恰恰是提倡和平、非暴力、高度珍惜生命、慈悲、和容忍的。


正如罗宾斯(2003)指出的,“反教派人士”中有一种普遍的信念,亦即各种教派,甚至各种信仰,不论其内容如何,都是“骗人的”或有犯罪嫌疑的组织。这可能是由於这些人士对东方历史文化、个人修炼和个人提高、以及东方的宗教等等,都缺乏了解和尊重,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会论及这个问题。了解的缺乏可能部分地导致了罗宾斯(2003)所称的反教派人士“讨伐异端”式的迫害信仰的活动。也许他的本意不一定是这样,但罗斯戴尔很可能已经险些充当了“异端讨伐者”的一员,而从事着对信仰的迫害,至少是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上。


当谈及宗教的代言人和政治的代议制时,罗斯戴尔似乎忘记了中国社会并没有一个民主的、代议制的体系。那些所谓的代表们都是该政权所委任的,他们的言论完全代表着政府的喉舌。在借口说“不去教训别的文化的人们怎么样去符合美国的价值观”的时候,罗斯戴尔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这些价值观并不是美国人独有的,是中国人民也所尊重、珍重、和迫切需要的。那些价值观是举世公认的价值观念,它们也包含在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里面,而中国虽然签署了该宣言,但并未批准它。


罗斯戴尔(2003)指责罗宾斯使用了“不可接近、不可证实的资料”,而同时把中国政府指定的所谓“代表们”与之在受控制下的对话中得到的信息当作他的“第一手”资料。也许只有当罗斯戴尔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去亲自参观一下中国的劳改营,他才会发现事实的真相。


罗斯戴尔可能并不知道,在1989年六四血腥镇压之后,中国的每一个人,包括大学教授们,都必须人人过关,承认“六四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因而镇压是合法的。对法轮功的镇压也使我们回想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除了毛泽东,所有的人都被褫夺了自由表达和自由信仰的权力。即使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构陷为叛徒和内奸。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是在信仰问题上进行对话的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与一个陷于四面楚歌、因宣传机器而臭名昭著的政权的所谓的“对话”,都不是真正的对话。


最后,我们很惊异地听到罗斯戴尔的“民间的不服从运动不能一概而论地作为反对迫害的正当理由”之论点(罗斯戴尔2003)。在没有给出判别正当性的具体标准和步骤的情况下,当面对利用国家机器进行的迫害的状况下,除了民间的不服从运动,人民难道还有其它的选择吗?我们不得而知。难道罗斯戴尔先生认为,在没有任何证据把法轮功与任何破坏性行为联系起来的情况下,对法轮功学员权力的粗暴践踏难道是可以被认为是“正当而具有合法性”的吗?


2。栾安的文章(栾安2000及2002)


栾安(2002)的文章试图用模式化的方式进行研究,这是可取的,但这样一个“模式的变迁”似乎走过了头,从而成了“走偏了的模式”。栾安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团体、组织的比较分析显示其对中国历史粗浅的了解甚至误解。从如下表一可以看出,对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和义和拳的对比,显示它们确有许多相似性。但是呢,这些共性与当代中国的一个团体,中国共产党,倒是非常地相象,而与一个非组织性的精神修炼,法轮功,却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从表一可以看到,从其组织的形式,使用武力与否,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的存在,其指导思想,以及组织的最终目地来看,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拳、和中国共产党之间都有惊人的相似性。事实上,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中,这些叛乱团体都是被美化、崇拜、被当作中共的始祖对待的。与这些组织相反,法轮功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形式;没有任何形式的“领袖”人物,不管有魅力与否;对政治和政权没有兴趣;没有任何组织的目地,而只有修炼的个人目地。栾安大概还不知道,中共创始之初,就称自己为“流氓无产者”,在他们在中国残暴地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一直效仿着历史上的这些流氓团伙,而且到今天还在继续着对这些流氓集团的崇拜。


表一。对比栾安的叛乱组织和中国共产党
 

团体             组织形式                           是否使用武力    有魅力的领袖     组织教义             组织目的
黄巾军         从秘密结社到公开对抗   黄巾军                张角兄弟             太平道                 推翻汉朝
白莲教         秘密结社                           秘密力量            茅子元等             白莲教等             依分支不同
太平天国     从秘密结社到公开对抗   军队                     洪秀权                基督教教派         推翻清朝
义和拳         从秘密结社到公开对抗   准军队(武术)      赵三多等            白莲教分支         推翻清朝
中国共产党 从秘密结社到公开对抗   游击战到军队     毛泽东                共产主义             推翻民国政府
 

栾安(2002)把江泽民集团描绘成具合法外衣的政府机构,并且他们是在把“大多数人的集体利益放在个人权力之上。”没有什么是比这更远离事实的了,因为这一说法只是在理论上存在,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过。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解放”的旗帜下夺取政权以后,中共从来就是为了他们少数具有特权的人的利益服务的,把他们的利益置于全中国人民集体利益之上。他们利用了“打土豪分田地”作为诱饵来吸取贫苦的农民加入他们,然后到他们政权巩固后,又把土地收回到政府手中。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屠杀,他们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居然出动坦克来粉碎学生的示威。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后,中共的“末日心态”进一步加剧了,因为他们在日渐失去自信心和来自基层的支持。江泽民其实是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走上其权力宝座的。


栾安从中国历史角度提出的文化类比模式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古代的皇帝有其合法性来保护国家(他自己的国家)不受其挑战者的祸乱。但共产党政权并没有这一合法性,尤其是江氏政权,更是这样。正象我们以前所讨论过的,这场运动基本上是江泽民个人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法轮功学员对江所视之如命的政治权力根本就毫无兴趣。
 

宗教的混合和一体化可能对美国或中国的一些宗教或教会团体是适用的,但是它完全不适用于法轮功,因为法轮功的基本法理根植于很古老的修炼。在中国,修炼的历史远远超过佛教、道教、和儒家的历史。例如,英语的修炼一词是“Culltivation”,它在西班牙语里是“Cultivo”,在意大利语里是“Coltura”,在拉丁语里是“Cultura”。一个人可以很理性地说可能西班牙语、英语、和意大利语都从拉丁语里继承和汲取了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他说拉丁语是西班牙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的“混合和一体化”,他就大错特错了。从出土的考古学证据来看,修炼的古老智慧,包括法轮功中表达出来的理念,更久远之前就存在了,他远远地超出了我们今天世界上看到的各种宗教。


当栾安辩称中国政府(实际上,是江泽民集团)的这一镇压法轮功运动中使用的方法和镇压理由时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东西,并且是她建议的历史模式的一部分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并且可能是有害的发展趋向。因为这可能被中国政府视为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加以利用来镇压法轮功、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利用美国家庭基金会来为其镇压法轮功提供理由,正如我们在罗斯戴尔一节所阐述的。栾安的这一论述也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她似乎在说今天的中国人民不配享受不仅是西方人、而且是中国的亚洲邻居们都享有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普世权力。


栾安猜测地说,法轮功是中国政坛的一个挑战者,这是纯粹的臆想。“转法轮”中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任何对政治权力的角逐。实际上,李洪志先生写过好几篇文章,告诫修炼者们不要卷入政治,比如“修炼不是政治”(李洪志1996)和“不政治”(李洪志2002)。所以栾安的这一猜想没有任何意义,而只能是在支持江泽民集团的残酷镇压,给用国家力量来粉碎一个和平修炼的镇压以合法的理由。今天,在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都有法轮功修炼者。在同一个法理的教导下,在海外没有任何一个学员成为了他/她所在国家的政权的“挑战者”。为什么在台湾、新加坡、或香港,那些修炼者都和中国大陆的人们有同样的文化背景,因而更容易适合栾安的模式,他们都没有成为他们的政府的挑战者呢?在台湾,修炼者的人数从1999年的三千人增长到今天的三十万人,如果法轮功真的是政权的挑战者,他们可就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了。他们不是。事实上,台湾的副总统亲自到法轮功的会议上去祝贺致词,赞扬法轮功对台湾民众福祉的有益贡献。
 

栾安列举了一长串的行动,如“从中共高层招兵买马,跨省、跨国发展组织,劝诱别人加入组织,批评中共,组织的领袖自称为神或皇帝,散布迷信和异端,及从‘国外力量’获取支持”等等,但既没有明确地有所指,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所以栾安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清楚的。人们不禁要问,栾安究竟是在暗示她的猜测,还是在表示赞同中国政府的宣传呢?更糟糕的是,栾安难道是在提供一个优雅的理论模式来为镇压填加注角或提供理论依据吗?


栾安提及法轮功的“招兵买马”,这显示她可能假定了法轮功是一个组织,并且有什么隐藏的动机。除了传给人们作为一个修炼的法门外,法轮功没有其它的目地,法轮功也没有也不需要有一个组织。难道不是每一个人,包括中共高层的官员,都有选择一个正法门修炼的权力吗?事实上,当你走到公园里法轮功炼功点上的时候,没人会想到要问你个人的资料信息。修炼是一个个人的、个体的事情,是要修炼每个人的心性的。没人能够强迫一个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再者,在1999年7月迫害发生之前,法轮功修炼者们从来没有批评过中共,只到今天他们也没有在反对中共。他们所有要求的,就是迫害的停止。


法轮功所有的法理都包含在“转法轮”一书中。该书是根据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至1995年在中国举办的传功九讲班上的录音整理出来的,于1995年首次出版。栾安只要去听一听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和其它地方讲法的录音和录像,就会发现,法轮功所有的书籍都是李洪志先生本人的著作。当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举办九讲班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记录本,或印刷的、打印的、写好的东西在念。在九天、每天近两个小时的讲法中,他面前只有一张纸,上面有他手写的一些符号。所谓的对李洪志先生作为法轮功的师父地位的任何“挑战者”,根本就是毫无根据的。当中国政府在谎称“转法轮”不是李洪志先生的作品时,他们难道不是在不打自招他们是通辑错了人吗?


栾安非难法轮功的“铲除邪恶”,认为这使中国政府的暴力镇压成为具有正当理由的行为。“除邪”(EXORCISING)是用宗教的或其它庄严的仪式驱逐邪恶的灵体,不是我们物质空间的暴力行动。当耶稣在旧约时期“驱逐魔鬼”(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2节)的时候,难道耶稣基督是在“使用暴力”吗?法轮功学员们“发正念”铲除邪恶来清理自己的思想和身体体系,这是在另外空间完成的,而且,从实际意义上来说,你可以把他当作思想意识上的东西。通过我们主意识的力量,而不是通过肢体的暴力,我们消除我们身体内部以及与我们相关联的其它空间体系中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如业力,肮脏的思想,和不好的念头。当江泽民在实施着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的时候,当他用欺骗和诽谤来使其迫害合法化的时候,当这一弱势的群体、这些无辜的受害者,在恳求帮助来铲除江泽民暴行背后的邪恶力量的时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包括栾安女士,都要用自己的良心做出选择。当栾安平静地坐在象牙塔里观看并谈及“这场文字战的最后战利品”时,它让我们回想起当年尼碌把虔诚的基督徒们驱赶到罗马斗兽场的中间,看着他们被饥饿的狮子活活撕裂吃掉的景象。也许在栾安的眼中这只是一场“文字战”,但至少有793个生命,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已经在这场“文字战”中丧生了。而当这场迫害延伸到了美国的土地上,当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的大街上被无辜殴打时,它就决不再是一场“文字之战”了(明慧2003)。此外,美国公民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受到了迫害,其中一人就是李祥春医生,他自2003年1月起就身陷囹狱,只是因为他要试图告诉中国人民他们的政府正在残酷地迫害着他们自己的子民。


栾安和罗斯戴尔都引用了2001年1月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自焚案,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我们此前论述过的,它完全是中国政府所预谋的(明慧2001)。栾安的其它说法,如“(学员们)只从法轮功网站获取信息”,“网站上的所有东西都是事先批准的”,及“其它由法轮功学员撰写的经文”都显示了她的无端猜测和常识的缺乏,好像明慧网这样一个网站居然可以过滤、控制中国以外成千上万法轮功修炼者的网络流览器一样。中国以外的修炼者们可以自由地造访任何网站,包括那些中国政府主办的网站,因为我们对於法轮功的坚定信仰和修炼是基于头脑清醒的决定,是我们经过了理性和仔细的分析思考的,而不是盲目、草率的决定。我们其实经常访问那些跟法轮功的观点不同甚至对立的网站,并总是试图跟他们交换意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参加美国家庭基金会的会议并撰写这篇论文的原因。所有这些,作为修炼者,我们都是本着真、善、忍的原则去做的。栾安似乎忘记了一点事实,那就是中国政府才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用国家权力封锁、过滤、甚至劫持互联网的政权。也让人感到不安的是,栾安居然在那里奢谈着“中国逐渐开放的和更自由的媒体报导。”当人们连拥有一本“转法轮”的书、在公园里盘腿坐下、在天安门广场朝头顶上伸展双臂等等都是非法的情况下,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中国土地上所谓的“开放”和“自由”的奢侈究竟在哪里呢?


严肃学术风气的匮乏表现在许多事实上的错误和鄙陋的误差,这在栾安的文字中比比皆是。其中一例是栾安引述的“末劫的灾难已经来了,。。。只有法轮功学员可以得救,注释11,栾安2002”。在李洪志先生的原著(李洪志1995)中,根本就没有“末劫的灾难已经来了”和“只有法轮功学员可以得救”的论述。同时,栾安也不能够明确区分“功夫”(一种武术)和“气功”(一种修炼);也不清楚“气功”一词的真正涵义,把它叫作“中国小说故事中的奇特的童话和反常的东西”;并且在她的文章中用了错误的引文(栾安2002,引文34)。所有这些,当然不能仅仅用英语的误译来搪塞过去。栾安不正确地引用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还表现在她的其它文章中(栾安2000),她错误地援引说李洪志先生说过“他警告说你如果和其他不修炼的人接触,你就会有。。。的危险。”(栾安2000,第172页)。而事实上,李洪志先生在这里是在讲述在其它门派中修练的人们,而根本不是指不修炼的常人(李洪志1999a,第250页)。也因此,她所指责的,法轮功“将修炼人与家人、朋友、以及不修炼的人隔绝开来”的可能性,就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了。
 

更明目张胆的是,没有提供任何文献参考,栾安基本上就是杜撰编造了如下的词句:“李还说中国政府没有能力处理中国的问题,只有当中国人民都变成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中国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栾安2000,第178页) 这些词句在李洪志先生发表的任何书籍、讲法、录音、及录像资料中都是没有的。
 

总的说来,以一个理论模式来试图解释现实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值得尝试的。但是栾安对一个漏洞百出的模式情有独钟,就不能对这样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由一个嫉妒的领导人驱使、一个臭名昭著的政权发动的迫害活动提供任何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她的过於简单化的处理,和使用一个完全不适用的模式只能误导无辜的读者,并为这场不公正的争战中的进攻者一方提供理论武器。文章中大量事实上的错误和鄙陋的误差显示出严肃学术风气的匮乏,从而进一步减低了她论述的可信程度。
 

3。关于兰岗尼的论文(兰岗尼2003)
 

作为消除偏见和先入之见,以进行公正而不带偏颇的讨论的尝试,兰岗尼博士做了一件令人赞赏的事情,清理了很多预想和歧见(兰岗尼2003)。但很遗憾的是,这一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下面我们将就此作进一步的阐明。
 

兰岗尼(2003)不愿意相信中国的状况居然会那么糟糕,居然会象前苏联的“古拉格”一样,从而不相信中共的欺骗是可能的。令人沮丧地,也不管我们如何不愿意见到,情况真的就是那样的糟糕。一个四面楚歌的共产党政权根本上就是在挟持全体中国人民作为它的人质。即使兰岗尼所引用的“经济奇迹”也是值得怀疑的。托马斯-罗奥斯基,一位匹茨堡大学的教授和中国经济专家,发现从1996年到1999年,中国政府所声称的国民生产总值累积增长了25。6%,而同期的能源消耗却降低了12。2%。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几乎永远是伴随着能源消耗更大的增长(罗奥斯基2003)。当中国总理朱熔基对外宣称中国将取得7%的年经济增长率的时候,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了一个省份(自治区)外,都报上了超过7%的增长率。即使中央政府的计划人员也不相信他们自己的数字,而参考、依赖世界银行和中央情报局的统计。


兰岗尼使用了香港的例子来说明中共对这一前英国殖民地的控制有所放松。但是,最近五十万香港市民的抗议恰恰是由於中共企图通过23条立法来加重对香港人民的自由权力的控制和局限所引发的。人权观察家们业已注意到了中国违反人权事例的增加,并且这些践踏人权的案例不仅仅是针对法轮功的,还包括持不同意见的组织,如地下基督教会,西藏佛教徒,及民主人士等(中国人权2003)。


应该注明的是,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的确确是一个“坏的政府”迫害一个“好的群众运动”。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这样严酷、艰巨的环境条件下,也没有任何关于法轮功学员使用暴力的报导,甚至在酷刑折磨及毒打致死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暴力的抵抗。所有中共报导的所谓“暴力”事件,或者是诸如“天安门自焚”之类由中共一手导演而成,或者是在警察追逐或警方监护下的自杀案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官方政策是,任何由於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而致死的案例都被官方报导认定为自杀案件。


兰岗尼(2003)主张“严谨而细致地考察所有的证据。”这正是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们目前正在做的。他们的这些努力包括打破政府的新闻封锁,电视插播迫害的真相,以及把迫害的文件资料送到国外来。


与兰岗尼所猜测的相反,法轮功从其最开始,就从来不是一个以“改善并保持良好健康状态”为目地的一个体系(兰岗尼2003),而是一个“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李洪志1999a,第一页)的修炼,虽然事实上修炼法轮功确实能给修炼者带来健康的效益。法轮功从来也没有突然半途转变过什么方向,是中国政府,更确切地说,是江泽民政权,中途转变了立场,从原来支持法轮功,转变到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再到完全反对这一修炼。这一转变的原因我们已经在前面章节有所叙述。


兰岗尼(2003)曾正确地推断过,对于一个象法轮功学员这么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很自然地会发生一些什么可能会跟法轮功“联系”在一起,但并不一定是由法轮功“引起”的各种是非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也“根本就不需要去撒谎”来编织修炼法轮功有害的各种所谓的证据。但是即使如此,中国政府还是撒谎了,以此来加重他们的诬陷宣传,正如他们在所谓的1400例中杜卫萍女士的案例(明慧2002)上的所做所为一样。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这个政府在试图构陷法轮功并为其镇压做注脚上是多么的不择手段。


下面,我们试图回答兰岗尼先生向法轮功学员提出的五个问题。显然,我们只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代表法轮功或法轮功的其他学员。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对於法轮功的法理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关于治病、吃药、和看医生的问题(兰岗尼问题之1和2)
 

首先,法轮功的著作中没有关于如何治病的论述,因为祛病健身根本就不是法轮功修炼的目地。李洪志先生只是详细地解释了疾病、吃药、和修炼的关系问题。他从来没有说过修炼者不可以吃药,也没有说过吃药了就不能修炼了。在延吉讲法答疑时有人问起发生食物中毒该怎么办时,李洪志先生说,“如果你真正中毒了,那你真得去医院。”(李洪志1994a)。


正象一个不修炼法轮功的人一样,在去不去、什么时候去看医生这个问题上,每一个修炼者都有其自己的判断。据我们所知,所有的法轮功女修炼者都是在医院生的小孩,其中有的接受了麻醉而自然生产,而有的决定了采用刨腹产。


自1999年7月22日起,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先是说700人因为练法轮功而死亡,一个星期后这一数字变成了1400,然后又增加到了1700。对於那些法轮功学员可以核实的案例,没有一例是因为炼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未经第三方独立调查,而中国政府一向有编造统计数字的恶名(比如其在最近的萨斯病中的所为),因此在中国政府对这些数据的解释中有严重的漏洞。在这里让我们姑且使用中国政府镇压后刻意低报的两百万法轮功修炼者的数字(由公安部自己的估计是7千万人),两百万修炼者中,假定从1999年7月起1700人去世,这相当于年死亡率不到0。03%。而这一数字却大大低于中国的自然死亡率0。65%。如果按照中国政府所说,“法轮功不让人们吃药或上医院”,与中国政府的意愿相反,这一数据恰恰表明,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非常有效,因为他使修炼者的死亡率减低到了这个国家自然死亡率的二十分之一。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法轮功修炼者的很大部分是老年人和有病但在医院治不好的人,法轮功的祛病效果就更加惊人了。


的确,大部分法轮功学员不吃药,包括我们两个人在内。这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后,我们变得健康了,从而不需要吃药了。事实上,镇压开始之前,中国政府还因为法轮功节省国家的医疗开支褒奖过法轮功。1993年12月,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因为法轮功的神奇疗效,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获得了博览会的最高荣誉-“边缘科学进步奖”,“博览会特别金奖”,和“最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
 

2002年12月,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的胡玉蕙教授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台湾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中,72%的人一年中只用了一次他们的健康保健卡,与他们修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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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10/26/09 12:46:32 PM
MBA学生(合十) 谢谢作者谢田先生!
游客
   09/02/09 04:58:15 AM
谢谢作者谢田先生!
游客
   09/02/09 04:56:39 AM
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揭露了江泽民之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滔天罪行.伸张正义.同时消除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取得世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