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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的COE或CEO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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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田:当中国的COE或CEO的难度

                       

当中国的COE或CEO,难度不小。图为美国白宫的战情室内的会议厅,堪称世界顶级的董事会会议 室。(Getty Images)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史教授、 澳大利亚中国和世界研究中心的主任白杰明(Geremie R. Barme)博士,最近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2014年的年鉴。白杰明研究中国问题的职业生涯,从1972年就开始了,那时,他还在大学里学中文。1974 年他20岁的时候,去了中国的北京、沈阳和上海继续学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几乎结束时,他居然在中国的东北以摘苹果为生,当然,也目睹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 毛泽东思想的式微。八十年代,他移居香港,给香港的中文报纸撰文。再后来,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写书、拍电影、甚至帮澳洲总理写关于中国的演讲稿。

 

 

白杰明教授最近谈到他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 观察和研究,白杰明认为,习近平时代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天赐的良机(something of a gift)”。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国传统式统治的黑厚学、朝代式的管理方式、儒家的传统、马恩列斯毛的残余,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自 由派的改革开放等等,都在这里混杂、汇聚、结合起来了。

全抓全管的的COE

有趣的是,白杰明把习近平称为中国的“COE”,“Chairman of Everything(全抓全管的老总)”。这当然和习近平的诸多“领导小组”的组长的头衔有关,也体现了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习试图掌控全局的 诸多努力。白杰明也暗示,中国和习政权目前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如何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以开创性的、或独辟奇径的把中国社会从目前危机四伏的十字路口,向正确的方向推进。

中国的COE的称呼,当然是从企业界更常见的CEO变化来的。实际上,中共过去30多年来,一直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通过对国企和整体经济的控制,把全中国当作一个企业一样,打造成了如今人们所熟知的“世界工厂”。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领导人被称为CEO,具有独大的经济决策权力,也是对中国政治格局的一个贴切的描述。

但是,习近平作为“全抓全管的老总”,怎么样才能当个中国称职的CEO呢?当好中国的COE或CEO的困难和困难的程度,究竟在哪里并且难度有多大呢?

首先,作为一个必须“全抓全管”的老总,就意味深长。坐在高位上的人,谁愿意什么都去管呢?谁不愿意让手下的人去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呢?但习近平不但不能那 样做,反而得什么都管、什么都抓,看来有其不为外人所知的、深深的苦衷。也就是说,CEO习不管不行、没有办法放权,应该是没有得力的人手,颇有“朝中无人”之虞。一句话,没有体制的保障,人才难觅,好人不多,总执行长的工作一定困难重重。

现代企业的CEO,是“Chief Executive Officer”的简称,一般译为“首席执行长”或“首席执行官”。CEO在香港,常称为行政总裁;在台湾,多称为执行长,在中国大陆,称首席执行官。 CEO是企业集团、公司、或行政部门中最高的行政负责人。CEO的称谓据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宪法就称总统为Chief Executive(政府最高首长)。后来,美国企业的最高首长,就被称为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与总统的称呼有所区分。

企业的拥有者是股东,股东选出董事组成董事会,而董事会在不举行股东会议时,有企业的最 高决策权。但董事会并不参与企业的日常、具体的运作,只任命参与具体运作的主要主管——总裁(President)或首席执行长(CEO)。总裁或首席执 行长之下,是企业的各级主管和员工。通常企业的董事长(Chairman)可能兼任CEO,而总裁则兼任总营运长(COO)。

CEO作为最高执行官员,必须直接向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代表)负责,CEO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公司的主要运作,管理日常经营,包括对财务、经营方向和业务范围的确定。 CEO需要参与董事会的决策,执行董事会的决议,并定期向董事会汇报业务,提交年度报告。CEO需要任免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还负责树立、维护公司的品 牌,树立、巩固或变更企业的文化,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制定工作流程和制度等等。CEO手下,往往有COO(总营运长)、CFO(总财务长)、CMO(总营销长)、CTO(总技术长)、和CIO(总信息长)等,各自负责一个领域,各司其职,辅助CEO。

缺乏合法授权的CEO

做中国CEO的难度,是在中共的统治合法性(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缺乏统治合法性)之下,没有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全体中国民众)的授权和支持。因此,觊觎这 个CEO位置的人太多,试图用合法和不合法、合理和不合理、可能和不可能的方法去试图夺权者,时时都在挑战CEO位置上的这个人。权力的授予、权力的继 承、权力的转让,在西方正常社会,早已用宪法和法律固定了下来,但因为中共的阻碍,中国CEO还不能安稳的坐在这个位置上,而必须时时刻刻艰难维持手中这 个脆弱的权力。

从经营和管理角度看,授权问题不解决,权力来源不明确,CEO在中国这个“公司”的日常运作和经营中,在财务(国家财政)、 经营方向(中国经济新增长点)、高层管理人员(中国政府机构)的管理等事务中,就会窒碍难行。资源如何分配,经营的红利怎么发放,都无从谈起。至于公司的 品牌(中国的国际形像)、企业文化(社会道德、文化和风气)、企业结构调整(调整政府结构)、工作流程和制度制定(健全中国的法律制度)等方面,就更难以 实施。

中国社会目前政治上的危局和经济上的停滞,其真正的肇因,都源于中共的体制、中共的暴政,和中共的压制。这种压制除了政治上的,还有 经济、文化、信仰和宗教、教育和人文等方方面面。这些中共因素的渗透,使得中国政府这个管理团队,没有股东和董事会——全中国人民的授权,也就没有了持续 下去的可能。澳洲中国通白杰明教授的观察,指出习时代的挑战,同时是“天赐良机”。这个历史的机遇,当年是给了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今天也给了中共的现 时领导人。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能够被CEO习近平抓住吗?14亿沉默的股东和董事会,在密切的注视……。◇

 

 

 

 

 

本文转自455期【新纪元周刊】“商管智慧”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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